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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传会:再访皮村

发表时间:2016-09-15 23:41 内容来源:人民日报 作者:黄传会

皮村,北京东五环外一个典型的农民工集聚地。全村两万多人口,农民工占了十之八九。一位农民工告诉我:“刚进城,我们住在三环,后来三环繁华了,房租太贵,就搬到四环;再后来,四环繁华了,又搬到五环、六环。城市变得越来越繁华了,我们却不断被边缘化……”
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国掀起了城市化大潮,无数农村青壮年涌入城市,寻找安身立命之所。城市化的过程,也是文化冲击的过程。旧的身份角色失去了,新的身份角色却未确立,彷徨、奋斗、追寻……构成了一个精神变迁的过程。
六年前,为了解新生代农民工的生存状态,我曾经在皮村采访了两天,它给我的印象是拥挤、嘈杂,却又带着几分生气。如今六年过去,皮村有哪些变化?当年结识的那些质朴且有追求的农民工,生活得还好吗?我决定再访皮村。
一进村口,在依然嘈杂和拥挤的氛围中,一股熟悉的气息扑鼻而来。
我在皮村的“老朋友”孙恒在“工友之家”等我,除了略显老成了些,几乎没什么变化。久未相见,我们言谈甚欢。
我问:“你们的打工青年艺术团,现在还演出吗?”
“演,每年都有几十场演出。”孙恒顿了顿又郑重告诉我:“黄老师,我们打工青年艺术团,现在已改名新工人艺术团了。”
“哦?”我一听来了兴趣,“为什么要改为‘新工人’?”
孙恒说: “别看是一个称呼,其实关乎我们的身份呢。”
我追问:“怎么讲?”
孙恒滔滔不绝起来:“过去,社会上都习惯叫我们‘打工者’,这是指我们是一群被雇佣的劳动者,而‘新工人’则有了主体性的含义,代表了一种主人翁的社会地位;其次,‘新工人’是我们一种自觉的诉求,也包含一种渴求创造新型工人阶级和新型社会文化的冲动。”
从孙恒的话中,我咀嚼出了个中意味:他们已不仅仅是“新一代农民”,他们正在向“新一代工人”嬗变;他们已不满足于做“城市边缘人”,他们渴望进入城市主流社会,甚至成为“新北京人”。
“2016打工春晚”在北京朝阳区文化馆拉开了帷幕。
这是一顿由打工者自己主勺烹饪、表达打工群体在一年辛勤劳作中的酸甜苦辣的劳动文化大餐;舞台上的主人是广大平凡的劳动者,劳动不仅创造财富,也创造充满真情实感的艺术。
孙恒的保留节目是演唱《打工、打工,最光荣》:
打工、打工,最光荣!嘿!
打工、打工,最光荣!
高楼大厦是我建,光明大道是我建;
脏苦累活儿是我们干,堂堂正正做人
——凭力气来吃饭!
在这个属于打工者的夜晚,孙恒激情澎湃。
1998年,孙恒告别家乡,成了一名流浪歌手。尽管他全身心地投入,却越唱越迷茫。六年前,他同我聊天时,曾倾诉过当初的苦闷:“我的生活经常被负面主宰,思想经常处于无力、焦虑和痛苦的状态。觉得活着很压抑,觉得对未来、对人生没什么把握……”
一次偶然机会,孙恒到一个建筑工地待了三天。晚上,他在逼仄的工棚里为工友们唱歌,唱一些老歌,也唱自己编的歌谣。工友们连工装都来不及脱,手里端着饭盆,两眼盯着他,那种目光与在地铁站演唱时路人的目光天壤之别,孙恒突然明白了,这里才是他唱歌的地方。
同吃同住,听工友们讲打工史,讲乡愁,讲婚恋,讲艰辛与憧憬。孙恒觉得自己成了他们中的一员。他还专门为一位叫阿彪的工友写了一首歌《彪哥》,台下的阿彪听得泪流满面:
认识你的时候,已是你干完每天十三个小时的活儿以后。
大伙儿都管你叫彪哥,你说这是兄弟们对你习惯亲切的叫法。
每天起早贪黑,你说你感到特别的累,
可是只能拼命地干,才能维持老少一家安稳的生活……
其时,孙恒结识了王德志、许多、姜国良。来自内蒙古科尔沁的王德志,是怀着学相声、当明星、上春晚的梦想来到北京的;许多高中毕业后,在舅舅的模具厂干过,还当过协警,他觉得“自己是家乡当中的一只鸟,就是要挣脱这片林子、这张网;飞出来了,来到北京”;而姜国良“从电视、电影里看到外面的世界,跟家里的世界不一样,就想出去看看,去挣钱”。四个都喜欢文艺、都怀着青春梦的年轻人走到了一起,惺惺相惜,志存高远。他们成立了“打工青年艺术团”。为使组织和演出合法化,2005年7月,他们又向民政部门注册了“工友之家”机构,孙恒出任总干事。
歌曲《想起那一年》《这矮矮的村庄是我们在这城市的家》《团结一心讨工钱》《天下打工是一家》《电梯姑娘》等,相声《漂》,还有小品《我们的世界,我们的梦》,艺术团唱的说的演的都是熟悉的生活,只要工友们喜欢就行。
这些年来,“工友之家”在皮村建立了社区活动中心,设有法律咨询、维权热线、女工小组、文学小组、舞蹈班等。它要给工友一个聚会的地方,给他们一种家的温暖。
来自河北吴桥的工友郭福来,每到周日晚上,都会步行一个多小时来参加文学小组的活动,听高校的志愿者老师讲课。同时,他又会按照老师的要求,将自己的生活写成作品。
郭福来的那篇《思念妻子的一封信》感动了身旁许多工友:
小英,你听说过两情若是长久时,又岂在朝朝暮暮吗?咱们可以把思念打成包装,放进背囊。到老了,不能再打工时,咱们运回老家。坐在自家的土炕头上,一点点打开,重温今天分居时的思念,不也是一种幸福吗?
而今,创作已成为郭福来的一种生活习惯,周一、周二构思,周三、周四写作,周五、周六修改,周日晚与大家交流。因为有了这个文学小组,因为有了文学,郭福来觉得自己找到了一种个体的尊严。
艺术团在演出过程中,越来越意识到打工文化的重要性。
再次相逢时,孙恒说:“以前我不知道自己是谁,孤零零的。做了这些事后,找到了自己的身份认同,自己也是工人群体中的一分子,负面的情绪慢慢消失,逐渐从摇滚歌手的个人宣泄转变到为劳动者歌唱,也更自信了、更有方向了。”
自2009年以来,“工友之家”发起并举办了四届“新工人文化艺术节”。来自深圳、广州、重庆、香港、北京等地的劳工代表和打工诗人、民谣歌手、民众戏剧爱好者、媒体、学术界以及皮村社区居民,汇集在皮村。在艺术节期间举办的“劳动文化论坛”上,打工“艺术家”们更是旗帜鲜明地宣告:我们正在进行一场新文化运动!
请听听他们的声音:
打工文学可以作为一种利器,反映我们的生活和我们对生活的看法。一些知识分子躲在高楼大厦写作,他们不关心底层社会,由此不能代表我们的声音。我们的文学可能是粗糙的,但却是我们自己的。
劳动文化一定是靠我们自己来创造的,要通过自己的讲述、自己的拍摄、自己的歌唱来发展自己的文化,来建立自己的文化。
孙恒对我说:“现在我们艺术团的活动和创作在文化与价值观上已经有自觉性了。它不再是个体的自娱自乐,目标也非常清楚,就是要承载工人群体的文化,倡导劳动文化,要帮助工人和劳动群体寻得文化上的寄托。”
我与孙恒经过皮村同心实验学校,几位学生欢快地从校园里跑出。
孙恒问我:“还记得沈金花吗?”
我说:“那个‘女娃校长’?记得。”
走进校园,沈金花迎了过来。六年不见,“女娃校长”显得更加干练了。
我有点惊讶:“没想到你还坚守在这里?”
沈金花说:“只要学校存在一天,我们就坚守一天。”
“工友之家”进驻皮村后,孙恒发现到处都是七八岁、十来岁的孩子在游荡。原来,皮村成为农民工集聚地后,他们的子女也伴随而来。当时打工子女入学“门槛”多多,许多孩子无法上学。孙恒的眉心蹙在了一起,他自己也是从农村走出来的,知道教育对于人生的重要性,打工子女也应该享受平等的义务教育。当时,沈金花在中华女子学院读大四,正在“工友之家”做志愿者。有一天,孙恒告诉她,“工友之家”准备办一所打工子女学校,鼓动她留下来。沈金花疑惑地说:“我自己还是个学生呢,如何办得了学校?”孙恒说:“你不是学社会学的吗?现在社会需要这样一所学校,在这里你会大有作为的。”或许是被这段话触动,沈金花真的留下来了。因为有了这所学校,皮村和周边的七八百个打工子女重返校园。
这些孩子有的从小随父母进城,有的就在北京出生,从少不更事起,他们便被自己的身份所困扰。同心实验学校把“爱”放在教育的第一位,努力让每个孩子都能健康自信地成长。一位学生在日记里写道:“每天清晨一走进校园,我的心情就特别舒畅。这里没有歧视的目光,只有温暖的眼神。在这里,我时时感到被重视、被关爱,我不会因为自己的爸爸妈妈是农民工而自卑……”沈金花觉得这是孩子们给学校的最高奖赏。
近些年,教育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农民工子女上学问题已经有所改善,我没想到同心实验学校还保留了下来。
沈金花看出我的疑惑,说:“打工子女上公办学校是有条件的,要办齐了好几个证才行。那些刚随父母进城打工的孩子还是无法上学,我们把自己的行为看成是一种‘教育救急’。”
“听说有机会可以当公务员,也可以到香港继续读研究生,你为什么选择了坚守?”我问。
沈金花沉吟了片刻,说:“第一,如果我觉得做一件事是有价值的,就会很有动力;第二,如果身旁有了共同追求的人,而且越来越多,就会感觉很好;第三,如果我们有一个内心想过的生活,如果我们有一种向往,很多人在为之努力,那么我自己也需要付出努力。”
一旁的孙恒插话道:“同心实验学校三年前被关闭风潮困扰过,虽然侥幸生存下来,但估计来日不长,因为周围村庄快被拆迁完了,只剩下一个皮村了。虽然如此,‘工友之家’活动中心天天开门,各种活动照常进行。我以为经验可以积累,学校也许会关门,但我们的办学经验还在;物质的皮村也许会消失,但皮村精神还在。”
离学校不远便是打工文化艺术博物馆。这是全国第一家打工文化艺术博物馆。
我又一次走进这个简陋、寒酸却又发人深思的博物馆。
墙上的一条横幅,挽住了我的脚步:“没有我们的文化就没有我们的历史;没有我们的历史就没有我们的将来!”
每一件展品,都是打工者真实生活的记录;
每一件展品,都是打工者内心世界的反映;
每一件展品,都是打工者为中国经济发展所作出贡献的证明……
广东一位打工妹的工卡,正面是她的照片,写着名字和年龄,背后印着工厂严酷而又冷冰冰的规定:上班时间不得上厕所。
一个烤羊肉串的铁架子,记录着一位工友的打工史:1992年他来北京,在颐和园门口以烤羊肉串为生。1994年,铁架子被城管没收,他托人用两百元赎了回来。后来,他卖过水果、卖过煎饼,当过送报员……
一张照片里,几位建筑工在耸入半空的脚手架上,自豪地打出大标语:我们是城市的建设者!
那是个大雪纷飞的夜晚,打工青年艺术团结束了在一个工地的演出,孙恒、王德志他们挤在一辆借来的破面包车上,你一言我一语地议论着:
“改革开放都快三十年了,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听到的大多是精英和资本的话语,很少有我们打工者的声音。”
“应该建一个打工博物馆,把打工者的历史记录下来,陈列出来。”
“我们不单单是为了记录和陈列,更是为了促进我们的思考和进步!”
2008年5月1日,打工文化艺术博物馆落成。记得第一次参观博物馆时,我的心为之一震,我在这里体会到了他们的辛勤和甘苦、期颐和盼望,他们用打工者自己的语言和思维方式,保存了其困惑、不安和认知。
在展柜里,我从各式各样的证件中,发现了王德志当年的暂住证和务工证,照片已经微微发黄,充满着一种沧桑感。
我笑说:“十五年前,你看上去像是一名童工。”王德志苦笑了一下:“可不是吗?那时候我才十七岁,属于未成年人。”
重访旧地,我注意到,博物馆增加了新内容:新工人的文化和实践。
与六年前相比,我发现眼前的这几位已经不算年轻的年轻人,变得成熟了。
酷爱摇滚乐的许多,对摇滚乐本身有了自己的思考:“摇滚可以很感性地表达一种愤怒,但是时间长了,愤怒也就被稀释掉了,甚至不知道为什么愤怒了。”
姜国良说:“我最初理解的文化就是上学,学文化。现在理解的文化是人的行为。”
王德志则对我说:“刚开始一位志愿者组织我们学习马列,我觉得很惊讶,都什么年代了,还学习马列?我们学习了艾思奇的《大众哲学》,不读不知道,一读吓一跳,马列竟然是如此通俗,离我们如此之近。这是一本让我‘发家’的书,让我彻底改变自己。从那以后我和大家一起做事,义无反顾。”
这次来,我听说三年前“工友之家”在平谷创建了一个“同心创业培训中心”(又称工人大学)。便问孙恒:“怎么想起要办这所‘工人大学’?”
孙恒说:“我们在为工友们提供公益服务时发现,一些年轻人上完高中或初中就匆匆走入社会,进入社会后发觉自己最缺的是就业技能。‘工人大学’的培训和食宿全免费,志愿者为学员讲授电脑维修、平面设计、合作沟通等实用技能。到现在已开班十二期,两百余名学员凭着学到的新技能,找到了新的工作。”
我感慨地问道:“你觉得靠你们的力量还能做多大?走多远?”
孙恒充满信心地说:“心有多大就能做多大,眼望多远就能走多远!”
夜幕降临了。许多穿着工装的工友匆匆赶到“工友之家”,创业培训、法律咨询、女工小组、文学小组、舞蹈班,“工友之家”又开始一如往日地热闹、忙碌起来……
如果说,我们只用了一代人的时间,走过了西方国家近三百年的城市化演变历程,那么,从农民工到新工人,还有多长的路要走?
让广大农民不断从现代化发展中得到实际利益,而不是成为现代化的被遗弃者,应是我们城市化成败的关键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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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刘水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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