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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满堂:把故事讲好了,年轻人就爱看

发表时间:2015-01-05 11:01 内容来源:作家在线 作者:

作为中国电视剧编剧行业的领跑者,高满堂创作的“工农商”三部曲系列(《钢铁年代》《老农民》《温州一家人》)开辟了一个宽广宏大的叙事体系,用不同行业及群体的生动故事和鲜明形象构筑了长达半个多世纪的集体回忆与家国沧桑。作为“三部曲系列”的完结篇,《老农民》从1948年写起,讲述了由北方农村的一场土地改革所引发的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故事。谈及创作初衷,高满堂说:“在中国,农民长久以来承受的东西太多,受的苦难太多,同时他们的希望也很多,而我们的影视作品却很少对他们给予关注。”

王  蒨:《老农民》是“工商农三部曲”的收官之作。你为什么把“农”放在最后一部来创作呢?有什么特殊的意义?

高满堂:我先做了关于工人的《钢铁年代》,之后做了关于商人的《温州一家人》(现在《温州两家人》正在拍),最后做了《老农民》。为什么把《老农民》放在最后?因为我对农民不是太熟悉。我的习惯是,不深入下去,不扎下去,很难做一部戏。我上世纪70年代上山下乡,是知青,不是真正的农民,写了《北风那个吹》;后来上大学写了《雪花那个飘》。但是对于农民题材一直敬畏、远离。

王  蒨:既然这个题材是你并不熟悉的,那你做《老农民》的初衷是什么呢?做了哪些准备?

高满堂:我们这代人上溯两代都是农民出身,都是农民的子弟,我想应该留一段共和国60年农民的历史正传,让我们的子孙,让我们的当代人,对中国农民的60年历史,有一个准确的、可以信任的判断。这是我做《老农民》的最初想法。

当主题和人物确定以后,我开始阅读大量反映同时期农村的书籍。费孝通的《乡土中国》,周立波的《暴风骤雨》《山乡巨变》,柳青的《创业史》,陈登科的《风雷》,李凖的《不能走那条路》,赵树理的《套不住的手》《小二黑结婚》,浩然的《喜鹊登枝》《艳阳天》《金光大道》。新时期以来,高晓声反映农民生活的《李顺大造屋》《陈奂生进城》等等。有的是批判性接受,有的是深入学习和贯通。当我把这批作品,包括《中国农民调查报告》读完了以后,我觉得有了两个翅膀,一个是生活的翅膀,一个是想象的翅膀。一只鸟要飞起来,必须脚踏大地一蹬,没有生活的翅膀,飞不起来,再加上想象的翅膀,互相拍才有气流,翅膀才能颤动,才能飞得更远。

王  蒨:创作之初你并不了解农民,那你是如何开始这项工程浩大的创作之路的?

高满堂:我确实不了解农民,这就得靠采访。我花了5年时间,走了很多地方。不走几千公里路,这个剧做不下去。剧中有一个细节,牛大胆坐火车去外地,火车上人太挤没法上厕所,同车厢一位常坐火车的旅客居然拿着塑料袋悄悄撒尿,还发扬雷锋精神把塑料袋借给同车的人。这样的细节现在看起来可笑,但却是采访中的真实故事。上世纪80年代的火车,那种人挤人的场景,年龄大点的人都有体会。这种形象生动的细节,编剧自己不可能想像得到。所以,作品要上去,作家要下去。这是老生常谈,但也是创作颠扑不破的真理。

王  蒨:在采访中,有哪些印象深刻的采访对象,或者说正是牛大胆这个角色的原型?

高满堂:我在河南采访了一个农民企业家徐大胆,他是从改革开放以后用一棵麦子做文章,做假发厂,南非世界杯的球迷戴的假发全是他一个农民做出来的。后来做养猪厂,现在是全国人大代表。我和他谈了三天三夜,他给我讲了改革开放以后,农民真正得到了实惠,真正可以直起腰来发声,终于过上了好日子。紧接着我到山东采访了省政协副主席,叫周振兴,这个人很有意思,当年采访的时候,他接近90岁,现在93岁。1948年济南战役前夕,他是土改工作组组长,经历初级社、高级社、人民公社,一直到当地委书记、市委书记、青岛市市长、山东主管农业的副省长。我采访的时候,他说:“满堂,多少年看不到农民在电视上,我看到的农民气死我了,这不是农民,这在糟蹋农民。”他说你能不能答应我,写一个真正的农民,写写这60年。

王  蒨:《老农民》创作中最大的问题或者说比较困扰你的问题是什么?

高满堂:《老农民》的最大问题是如何面对这60年,这是一个严肃问题。想当年,我们的《钢铁年代》涉及到了大跃进、拔白旗、三年自然灾害、文化大革命,当时很多人为《钢铁年代》这个戏担心,但是我们顺利播出了,引起了很大反响。《温州一家人》涉及改革开放之初,工商局抓小商小贩,公安局竟然能把当年的温州“八大王”、改革的先行者关到监狱去。我们一样很顺利地通过了审查。《老农民》又面临这个问题,土改、工作组、初级社、高级社、人民公社、“文革”,是错误加错误。这对一个作家是要命的问题。

王  蒨:如何才能把每个历史节点都放在作品里,又不被历史的阴影所影响?

高满堂:我们在历史节点上,面对着历史崎岖的时候,寻找一个光亮。这个光亮是什么?就是不管历史风云多么变幻,他们承受怎样的痛苦和压力,他们寻找幸福,寻找吃得饱、穿得好、吃饱了奔富日子的信念和梦想不变,这是最大的光亮。我们的党对待农民,不是让农民受穷,是让农民过好,一直想让亿万农民尽快进入小康社会。但是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出现了或左或右的东西,要勇于承认。我们的结局是什么?取消了几千年的农业税,给农民发放了土地使用证,领导农民走上了一条富裕的道路。从1948年到2008年,走了这么漫长的、曲折的道路,毕竟走到了今天,这是毋庸置疑的事实。这部剧的两个“力量”,一个是现实力量,一个是反思力量。这部剧没有回避问题,以警醒、自省作为经验,通过《老农民》保存下来,不能再犯这样的错误。

王  蒨:作为农民题材的正剧,《老农民》对年轻观众和城市观众来说,会不会吸引力不够?

高满堂:这是个很实际的问题,但其实不是年轻人不愿意接受这种题材,很多时候是我们故事讲得不好。很多电视剧要么有意义没意思,要么有意思没意义。我们不能隔代,需要传承,60年农民的历史应该传承下去。当时我写《闯关东》《北风那个吹》,同样面临这个问题,有没有人看?后来我想通了一个问题,不是年轻人不愿意接受这些题材,而是我们把故事没讲好,我们讲的有毛病,教育灌输,我们显然失败了,历史不能靠教育和灌输传达给今天的观众,把历史中的人物变成艺术形象传达给当今观众的时候,必须有一个焊点,非常灵敏的一个焊点,就是沟通。

王  蒨:《老农民》是一部现实主义作品,你有没有在里面加入浪漫的东西?

高满堂:这部戏的情感力量恐怕是在我以前的戏中很少出现的,就是这次牛莉演的灯儿和牛大胆60年漫长的情感历史。这60年怎么过来的,非常令人感动。在每一次历史错位的时候,他俩都失散了。这个片子的结尾是很浪漫的一场戏,牛大胆说,“灯儿,我娶你吧,我今年96岁了。”灯儿说,“给我挑担水去。”牛大胆说,“自来水一拧就出来了,我挑不动。”灯儿说,“你得挑,你到黄河边给我挑担水,你遇到一个人就说,我给灯儿挑担水。老张在黄河边有窝棚,你说,老张还活着呢,我给灯儿挑担水去。过了铁匠铺,你说,老王头,还打铁呢?能打动啊?我给灯儿挑担水去。”走了一路,告诉了所有人,最后把水挑到灯儿家的时候,他说,“灯儿,水缸添满了。”灯儿说,“你看那树,铁树60年开花了。”我的剧从来没迸发过如此的浪漫和坚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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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武晓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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