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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飞宇:在荒芜中实现他的白日梦

发表时间:2014-11-26 16:30 内容来源:文汇报 作者:


 作家毕飞宇

毕飞宇为什么会写《推拿》?起因是多年写作给他留下了颈椎病根。他对记者说,“你看我这么运动这么健康的样子,其实是假象,我的整个中轴线都是歪的”。他得去推拿治疗。于是认识了许多盲人技师,成了朋友。在众多盲人朋友的鼓动下,他让这个边缘群体见了光。

成品都是简单的,写作过程却相当芜杂,千头万绪令你自信不起来

在聊《推拿》时,毕飞宇谈及,他最感到满意的是完成了一个挑战:在一个短篇的构架里放进了一个长篇的信息量,就像是在一个行李箱里装进了比别人多的东西,又比如是在一个小空间里完成了一套大动作。在做这样的挑战时,毕飞宇瞄准的是卡夫卡的《城堡》和加缪的《局外人》。

《推拿》屡获殊荣,但毕飞宇还觉得有遗憾。“有一点不能忘记,《推拿》里呈现的人群毕竟是边缘人群,他们和现实的关系搭得不那么紧密。所以写完《推拿》我是不过瘾的。”

他现在正在创作一部新的长篇,体量比《推拿》要大,是个真正的长篇构架。毕飞宇不愿意透露太多,只说这个作品的萌发其实比《推拿》要早,是一个城市当代生活的题材,和某一个职业相关。和因为推拿而走进盲人技师群体不同,新长篇所描写的职业是毕飞宇自己寻找到的。他做了一年多的田野调查,写了大量笔记,但写作过程被屡屡打断,第一次是因为《推拿》的写作,第二次是搬家,第三次是得英仕曼亚洲文学奖,第四次是得茅奖。几次打断、放下后,再一次上手,会发现许许多多毛病,想去改,越改越出问题,到后面会有一种乱码的感觉。因此,毕飞宇说,这个长篇是他写作生涯里消耗最大的。

新作品能不能成功,他坦言“心里没底”。“其实自从我第一天入行起,我就处在自信和不自信的摇摆中。可以这么说,我是在怀疑自己的过程中写到了今天。”毕飞宇笑言,他一直健身,很容易给人错觉,那就是他很自信,牛气哄哄的样子。“其实不是这样的,我不自信的时候比自信的时候多。作品的成品都是简单的,可是,在写作的过程中,情形相当芜杂,千头万绪,你自信不起来的。写作不是珠穆朗玛,它没有固定的高度,它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的,它只在乎热爱,和自信几乎无关。”

欧洲读者对小说的兴趣,远远超过对作家本人的。他们对文学有热爱

《推拿》之后,毕飞宇拿出的最新作品是一部回到童年和少年的“非虚构”《苏北少年“堂吉诃德”》,收入在99读书人策划、明天出版社出版的“我们小时候”系列图书中。这套书的定位是儿童文学,丛书共6册,分别为王安忆《放大的时间》、苏童《自行车之歌》、迟子建《会唱歌的火炉》、张梅溪《林中小屋》、郁雨君《当时实在年纪小》和毕飞宇《苏北少年“堂吉诃德”》。只有毕飞宇这本是全新创作。

貌不惊人的这样一本“儿童文学”小书,在今年巴黎书展上被法国比基埃出版社看中,将出版发行它的法文版,成为毕飞宇在法国出版的第七本书。

毕飞宇说,法国人愿意出版这本书,并不是因为自己多“有名”。“《苏北少年“堂吉诃德”》不是自传,它的重点不是我,而是我描绘的那个背景、那样一种童年与少年的生存模式。这个模式,西方人是完全陌生的。我的成长背景比我有价值。”

从2003年出版第一本外文书至今,毕飞宇的作品已被译介为20多个语种。被译介得最多的是《青衣》,大概有10多个语种,其次是《玉米》,“因为得了英仕曼亚洲文学奖,带动起来了,大概也有10来个语种”。在中国作家“走出去”呼声高昂的今天,毕飞宇显得格外低调。他说,在海外出版图书不是什么大事,海外的媒体发表几篇评论也不是什么大事。“直到今天,汉语小说在西方都是小语种,我个人也就是法国和英国稍多一些,在别的国家都不怎么样。不过我还是很喜欢欧洲读者的,他们对文学有热爱,是文学的态度,他们对小说的兴趣远远超过对作家本人的兴趣,另外一点很重要,他们很在意你的价值观,除此之外,我不知道他们对我还能有什么兴趣。”

写作更接近白日梦,以及与白日梦相匹配的情绪,你要对想象的世界信以为真

2013年3月,毕飞宇成为南京大学特聘教授,以他名字命名的文学工作室同时成立。其实,早在两年前,毕飞宇就应校方邀请开始给硕士生开课。在作家纷纷入驻高校、“创意写作”盛行的风潮下,他的教学方法另有一套。

“我用的教材不是经典,而是同学们的习作,我会仔细地研究他们的作品,找出问题,私底下设计好讨论的重点,到了课堂上就让他们自由发言。”毕飞宇像掌握着最后一道门钥匙的守门人,“我最大的渴望就是在课堂上不说话。我会启发学生说话。一句话你说给他听是一个结果,他自己说出来了会是另一个结果。打个比方,就像婚姻,小伙子对姑娘说我爱你,这是一种模式;姑娘对一个小伙子说我爱你,这一定是另一种模式。许多人未必注意到,这里头是有很大差距的,问题的关键是谁把它说出来。我在课堂上的期许是这样的,最关键的话我不说,让他们自己说。这个过程其实也有意思,那句话其实就在那儿,最后,水到渠成,一定会有一个同学把它说出来的。我的工作就是引导方向,激发他们争辩,通过讨论,他们可以获得自己的认识。对这个年纪的人来说,认识上去了,写作自然而然就上去了。”

他自称“南京大学最差的一个教授”,“只有比我好的人才有资格走上南京大学的讲台”。他还有个愿望是给一小部分本科生上课,理由是本科生的可塑性要大得多。“你也知道,高等教育主要训练的还是抽象思维,但是,仅仅依靠抽象思维是不可能写好小说的,写作更接近白日梦,还有与这个白日梦相匹配的情绪,你需要极度地放松,对想象的世界信以为真,你在那个世界哭完了,回到现实,却不知道死的那个人是谁。”

快评 一条静默的河流

《推拿》中的盲人世界是沉默的,毕飞宇笔下,先天失明盲人们的无声无息是由于对整个世界的隔膜和敬畏。在于自己始终无法和谐地融入一个被健康人标准化了的世界。他们小心翼翼地争取自我的独立和尊严,为了可能的尊重,他们殚精竭虑:身体强壮的王大夫,为游手好闲的弟弟划开了自己的胸膛,鲜血、自尊和耻辱一起喷薄而出;音乐天才都红无法忍受廉价的同情和赞美,放弃了取悦于人的表演生涯,从事艰难的“推拿”工作;而张宗琪的生活更近乎悲剧,幼年被威胁所包裹的人生,让他永远处于被毒死的恐惧之中……他们和世界的紧张、疏离和不协调,来自于世界里面没有光亮,于是他们不得不磕磕绊绊、不得不小心翼翼……

在《推拿》的世界里,几乎所有的情感都处于一种小心翼翼的纠结状态,同毕飞宇那些张扬生命活力和欲望色彩的小说不同,《推拿》是极度内敛的,平缓和激烈、温情和残酷都共生于缓缓流淌的情节之中。《推拿》的主人公们不是某个人,而是一群人,他们普遍隐忍着自己的欲望。小心翼翼地生活着。他们的敏感、坚持、追求却又常常走向了错误的方向。毕飞宇没有像往常一样去将人性中欲望和不羁一面轻快剖开,也没有出于廉价的同情对盲人的生活状态有所回护,而是出于平等和尊重,对他们的生活进行了如实描绘,并在小说临近结束的时候指出了这种压抑的漩涡究竟何以生成。都红的再次“残疾”,带来一个最为关键的问题:“盲人压根儿就没有和这个社会构成真正有效的社会关系。”都红的老板沙复明也是盲人,或者说,是最懂盲人的盲人,正是他,却没有给自己的员工、给自己的生意、给自己的爱情提供一份理所应当的合同。也正因为如此,这个理应最理解盲人的人,在面对“如果是其他人我又会怎么办”这样一个问题时,几乎灵魂出窍。他无可挽回地痛失都红,然而他的思考,又几乎是整部小说中最为令人欣慰的一次反省。

毕飞宇不无犀利地指出,社会对盲人们廉价的同情、无意的戏弄和有意的利用,造成了一种可悲的隔阂,同时,盲人们自我的敏感压抑、沉默无声也在加厚着这堵高墙。沙复明怀着一个“雄才大志”者应有的梦想,通过自虐式的努力压抑自己,却在满地鲜血中给生命画了一个大大的问号。而王大夫一干人等,却依然茫茫然,只能感受着四面八方袭来的无可抵挡的悲凉。

  刘鑫

 

对话 毕飞宇:“面对日新月异的生活,我很难聚焦”

文汇报:茅奖之后,你表现得比较低调,大家的期待很充足。你有压力吗?

毕飞宇:我没有感受到外部的压力,但是创作本身的压力我能清晰地感受得到,你知道创作是有惯性的,创作的时间越长,它的惯性越大。这个惯性可以分成两个部分,一个是对世界的认知方面的,一个是小说的修辞方面的,这两个方面都有可能让一个小说家处在不自觉的循环之中,形成惯性需要一个作家付出很大的努力,克服惯性同样需要作家付出很大的努力。以我个人来说,克服惯性更不容易,可以说非常非常的不容易。

文汇报:现实生活对你的写作有何影响?

毕飞宇:中国的变化远远超出了我的认知能力,中国的文化、大众心理、视觉呈现、日常心态,包括语言,全变了。举一个例子,每一次写完一个长篇我都要吃一惊:换了人间。最直接的一件事是我听不懂年轻人说话了。在过去的一百多年里,我们渴望变化。可是,在日常生活里,从个体这个角度,我们又希望生活是安稳的,岁月静好的,不要让人一惊一乍的。面对日新月异的生活,你的瞳孔很难聚焦。

文汇报:你的小说语言是如何形成的?

毕飞宇:想想“五四”的那一代作家,他们真是幸运,为什么这么说呢?他们的写作不只是写作,还为后来的全民语言建立了一个范本,他们的文本影响了许多人使用现代白话文语言的方式。我还羡慕但丁,但丁之前,意大利人是用拉丁语写作的,一部《神曲》,意大利语就这样产生了。

我能告诉你的只有一件事,我会用我的语言去写作,我喜欢用我的语言去表达,仅此而已。

文汇报:最近不少作家都出版了小说阅读札记,比如格非的《博尔赫斯的面孔》,王安忆的《小说课堂》。你也在高校教课,有没有类似的计划?毕飞宇:我没有这个计划,如果有一天我真的做这个事情的话,我可能会学金圣叹,出一个小说的点评本,也许我会点评《安娜·卡列宁娜》。托尔斯泰是独特的,他是马路中央的一棵大树,所有的汽车到了这里都要减速。我也可能选择《包法利夫人》,这是一本完美无缺的书。

文汇报:能不能试着分析你自己的作品《青衣》和《玉米》?

毕飞宇:《青衣》是我35岁的那一年写的,带有我早期的冥想的气质。《青衣》虽然有它的现实性,可是主人公还是一个冥想的人,筱艳秋她自己吹了一个气球,把自己放在了里头,她要出来,或者说别人要想进去,那个气球就会炸掉。结果呢?那个气球没炸,她自己炸了。关于《玉米》,我不想分析,只想打一个比方,它的写作就像是田径中的110米栏。我个人认为110米栏是个困难的东西,为什么呢?为了速度,你就需要培养节奏,可是,节奏刚刚起来,一只栏就在你的面前了。你要跨过去,你只能破坏你原先的节奏,一落地,赶紧再找新的节奏,然后再破坏。如果你用100米的节奏去跨栏,你到不了终点,你会摔死的,如果你放弃节奏呢?那就不是跑步了,而是丑陋的跳高。我觉得《玉米》就是一个栏接一个栏,一个又一个小高潮,庆幸的是,我跑完了,没有被摔死。

文汇报:这么多年以来,关于写作,你被问得最多的问题是什么?

毕飞宇:我被问得最多的问题总是和女性有关,我再说一遍,我描写女性比较多完全是巧合,一般来说,一部小说也没有必要回避女性。有一点我要承认,到了描写女性的部分我会减慢写作的速度,我不希望一下子就写完,希望延长这个时间。我用的是双拼,两个键一个字,到了这样的时刻我通常只用两根食指。作为一个写作的人,我愿意和我笔下女性一起承担命运,是陪伴的那种感觉。写作的时候我很安静,回过头来看,当安静达到一定的地步,现实就会退却,虚拟反而逼真起来,作家和非作家的区别就在这儿。关键是对虚拟的信任程度,信任了你就是小说家。

文汇报:你笔下的女性人物有模特吗?

毕飞宇:没有。我做过记者,写过新闻报道,我一直都写不好。真实的东西,由真到真的东西我都写不好,这是我的局限。在虚构中完成真实,我反而更有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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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武晓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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