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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剧芦苇谈《归来》:未从内心深处打动我

发表时间:2014-05-27 09:01 内容来源:中国新闻网 作者:

5月23日,著名电影剧作家芦苇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专访
  剧作家芦苇认为自己从事的是一个“被侮辱与被损害的职业”,尽管他的作品包括电影《霸王别姬》、《活着》和《图雅的婚事》。他的业界地位早已在这些闪闪发光的影片中奠定。他的编剧片酬在200万元以上。
  可他觉得,编剧这个行当被严重忽视了。
  他直言中国电影市场乏善可陈,劣币驱逐良币,反映现实的电影被“挤到墙角”。他批评郭敬明的《小时代》描绘“虚假的春梦图”,而《私人订制》,“散发出来的味道,基本上跟《小时代》是一样的”。
  颇为引人瞩目的,是他对老搭档张艺谋、陈凯歌、王全安等人的评价。他怀念与这些导演研讨、争执、最后产出佳作的日子。对于张艺谋的《英雄》、陈凯歌的《无极》、王全安的《白鹿原》,他的批评如此直白,以至于导演陆川惊呼,他简直不想“在这个圈子里混了”。
  《白鹿原》原本由他做编剧。电影拍完,改动太大,他认为质量不佳,要求王全安给自己把署名去掉。“我觉得它对不起《白鹿原》这部小说。”
  他和张艺谋合作的《活着》,20年过去了,仍是禁片。他表示:“《活着》被禁,合理不合理,大家自有答案。”
  张艺谋在《英雄》中表现出的价值观,在他看来是“落后愚昧”的。他的原则是,任何时候都只写“自己的价值观所允许的作品”。
  他谢绝了很多高价邀约,一年只产出一部作品。朋友称他“不为钱所动”,他纠正说,“我也没那么高尚”,“创作的时候,钱不是第一目标。自己有冲动没冲动,这个是最重要的。”
  5月23日,接受中国青年报专访时,64岁的芦苇没吃早饭,饿着肚子聊着他热爱的电影,聊张艺谋与陈凯歌,聊自己与作家李碧华的争执,以及编剧这个让他感慨万千的行当。
  批评老搭档陈凯歌张艺谋,是以一个观众的身份
  中青报:您对张艺谋新作《归来》怎么看?由于都涉及“文革”题材,很多人拿它跟《活着》比,觉得有点失望。
  芦苇:它文化品质上没有问题。问题是叙述技巧以及质量还是不能让人满意。跟早期的《秋菊打官司》、《菊豆》、《活着》比,还是有距离。
  我非常欣赏《归来》的主题,艺谋终于回归到对人性的关注,对人道主义的追求。他能够直面我们心里的伤痕、历史的伤痕、社会的伤痛,所以我觉得《归来》非常难能可贵。
  这个电影的主题和选材是格外优秀的,可惜还有很多遗憾。最关键的是,叙述的戏剧性高潮,他都刻意回避了,轻描淡写了,本来应该出戏的地方、刀刃碰刀刃的时候,那一刹那,龟缩了。一切都淡处理的话,会有隔靴搔痒的问题。
  中青报:可张艺谋说,那是有意留白。
  芦苇:留白得当不得当,要由观众说了算。观众看了电影以后,最大的反应就是,触到了伤痛,但是不深刻。我看《归来》,我眼睛也湿润,但是我老觉得它没有从内心深处打动我,跟灵魂隔了一层。
  中青报:您说过,一定不会写跟自己的价值观相违背的作品。
  芦苇:当然了,我就断然写不出《英雄》。让我写《无极》,我也写不了。价值观是非常重要的。有句老话叫“戏假情真”。对基本故事必须要有信心,故事的基础一定要是真实的,当然在上面做的戏剧发挥那是创作,那是另外一回事了。没这个基础的话,创作很难发挥出来。
  中青报:郭敬明的《小时代》,您也看过?
  芦苇:《小时代》,我有肯定,也有严厉的批评。我肯定的是,它的类型清楚,它是粉丝电影,是给“郭粉”看的。我批评的是,它所宣扬的价值观实在低俗,炫耀财富、名牌、金钱的魅力。这是一个有关财富炫耀的“春梦图”。
  中青报:这些年里,您对陈凯歌、张艺谋,都有过特别直率的批评。
  芦苇:我是作为普通观众来看他们的电影。我也没觉得我的看法格外重要。我就是一个观众嘛。
  拍《霸王别姬》、《活着》的时候,我们都无话不说。那时候经常就吵起来了,互相还说两句过分的话。一个充满活力的创作氛围,它一定是有碰撞的,一定是有争执的。
  中青报:陆川说过,您这样说话是不想在圈子里“混了”。那么,您与张艺谋、陈凯歌的关系受影响吗?
  芦苇:我对《无极》的严厉批评,一定是影响到我和凯歌的正常关系了。凯歌是个诗意的人,他的电影总有种与众不同的品质和感觉。他是一个非常尽职尽责、非常讲究的人。但有的时候,他不如艺谋撒得开。
  其实观众对《无极》的批评简直犹如狂涛,但是我的出场,可能很伤害凯歌。因为我跟他是合作者。事后我在想,当年说什么都可以,现在经过市场的洗礼,人已经变了,我们再用过去的方式讲话就不合适了。
  电影环境宽松了,可是创作主体丧失了表达能力
  中青报:《活着》之后,您还编过“文革”题材的剧本吗?我们报道过陈毅之子陈小鲁为“文革”中批斗老师而道歉的事情,从这些人的反思开始,您觉得会不会有更多电影触及“文革”?
  芦苇:年底就要上映的《狼图腾》是我编剧的,也是讲“文革”,从知青开始,讲农业学大寨对草原的破坏和毁灭。接下来我准备写“文革”中的知青孙立哲,他是一个乡村医生,是全国知青典型之一。
  我个人认为,应该会有更多的关于“文革”的电影。
  中青报:目前现实主义的电影较少,您觉得不是审片的原因?
  芦苇:不完全是。还有一个内部因素——投资商和制作单位对我们真实的生活和真实的历史已经失去了兴趣、失去了表达能力,一说现实题材就很不自信,不愿意投资。这样观众几乎在银幕上看不到我们真实的生活。
  其实,现在的电影环境比过去相对而言还是宽松了。可是创作的主体丧失了表达能力了。即便给了自由,也讲不出故事来了。允许你讲这个故事了,你不想讲、也没能力把故事讲好了。这个形成的反差和矛盾很有意思。这次我真是感觉到,能让《归来》这样的影片上市,而且得到了管理层的认可和赞同,可是你故事讲得反而没有以前好了。这是一个事实。
  中青报:写“文革”题材的作品,您会考虑能否通过的问题吗?
  芦苇:在写剧本的时候,这个问题我基本上不太担心它。我不能自我阉割。我首先相信有关部门的良知,他们也是有历史感的。当然,你要把游戏规则给我们讲清楚了。现在的问题是主动回避太多。
  中青报:现在,海外获大奖的中国电影少了,甚至参赛的也少了。
  芦苇:今年艺谋的片子没有入围戛纳电影节主竞赛单元,真是让我感到意外。我们这个水平,举个不妥当的例子,连参加奥运会都困难了。从思想性、专业性来看,作为一种文化传承的媒介,中国电影还是比较业余的。
  编剧是个“被侮辱与被损害的职业”
  中青报:您提到中国电影从业者的素质较低,指的是哪个环节?
  芦苇:技术环节倒是不错了,比如录音、摄影、灯光等,但是软实力方面,就是编剧、导演、策划、编辑这方面,我觉得水准甚至是倒退,大不如以前了。
  在电影界,对编剧还是严重忽略。中国电影的业余跟这个环节的缺失有关系。剧本是一剧之本,可是老板经常不愿意在编剧上下什么功夫、投什么资。电影编剧确实挺惨,我就算拿最多的了,跟电视剧编剧比,简直都是他们的零头,电视剧一线编剧一部戏可以挣到上千万元。
  前几年百花奖取消过编剧奖。世界上哪一个有影响力的电影节取消了编剧奖?奥斯卡不但有编剧奖,还是两个,最佳原创剧本、最佳改编剧本。中国电影的整体体实力弱,跟对编剧的轻视是有关系的。盖楼不打地基,建筑物能好吗?
  中青报:巩俐最近几年一再感慨,在本土找不到好的剧本。
  芦苇:是,找不到有价值的剧本。好的剧作家少,好的剧本少,这是一个普遍现象。编剧这个行业不被重视,他们认为有钱、有大导演,就可以挣钱了。
  中青报:您最近希望把《霸王别姬》和《活着》的剧本出版,跟《霸王别姬》原著小说作者香港作家李碧华之间出现了一些问题。
  芦苇:影迷们和影视专业的师生们希望看到这两个电影的创作过程,我也有这个想法,如果有机会、有时间,我一定把这两个剧本整理了,出版了,让大家看到创作过程。后来李碧华的版权代理公司发表了声明,意思是说在《霸王别姬》里我只是写台词,完全否认我对剧本的工作,我看了后真是觉得好笑。人怎么就这么健忘呢?我觉得李碧华真正的贡献是小说基础,剧本主要是我完成的。
  中青报:我看到的电影《霸王别姬》里,编剧署名是你们两位。
  芦苇:《霸王别姬》有两个版本。电影最后做完字幕的时候,我看了以后生气了。剧本是我写的呀,李碧华应该是原著,不应该是编剧。凯歌后来说,这样吧,将来在做大陆电影版本的时候,署你当编剧,署她是原作。
  可是我们当时看到的版本都是港台版本——拷贝已经做好了,木已成舟。国内版本据说凯歌给我做了,有人看到过,跟我说了,凯歌只要言而有信就可以了。
  我看到的小说是1985年的香港版本,大家看到的现在版本的小说又是李碧华根据电影剧本内容把小说改了一遍,她甚至没有通知我。
  出版《霸王别姬》剧本只是个想法。我本来还想找朋友联系一下李碧华,合着出这一本书,您把您的小说附上,我把我的改编剧本附上,然后您再把根据剧本改的小说再附上,这样的话让观众就能看到一个作品命运自始至终的过程。但没想到看到了这样一份“声明”,我特别意外。
  中青报:今年您出版了《白鹿原》剧本。这个剧本,您跟王全安分歧很大。听说当时他想给您在编剧上署名,您拒绝了。《霸王别姬》您写了两稿半,《活着》写了两稿,《白鹿原》写了7稿,算是花的心血最多的?
  芦苇:《白鹿原》电影里用了我剧本的六分之一,给我署名也合情合理,但是我觉得那个电影太烂了,我就算了吧。我觉得它对不起《白鹿原》小说,对不起“白鹿原”这三个字,我就放弃了。我就不陪着挨骂了。
  我说过这话——我给后代留一个遗言,我死了以后,我写的这个电影剧本要能投拍并公映,请把海报在我的骨灰盒前面烧一张。
  我是第一个公开在媒体上说王全安拍《白鹿原》不合适。最早是2003年我推荐他来拍,那时候觉得他势头很好。那时候看到《惊蛰》,《白鹿原》如果拍到《惊蛰》那个质感的话,将会是一个不错的作品,可惜没有。
  中青报:从长远来看,您认为中国电影怎样才会变好?
  芦苇:从根本上变好,是需要时间的,需要几代人的努力。最根本的一条是,我们要有良好的环境和制度,这个道理很简单。现在这个环境非常令人担忧,价值观都出问题了,金钱至上,根本无视生活的真实、历史的真实。
  中青报:您作为电影人,现在还经常去影院吗?
  芦苇:有争议的电影和好电影,像《小时代》、《归来》等我都到电影院去看。影迷都有一种饥渴,还是希望看到经典的作品。我们这个时代,是个经典作品的荒芜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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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武晓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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