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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非:文学能帮我们找到与生活之间的真实关系

发表时间:2014-04-01 10:43 内容来源:凤凰网 作者:

        
格非
安意如
 
         纯粹是出于巧合,近期由译林出版社出版的先锋作家格非的自选集《相遇》里,收入了他一篇早期的小说《锦瑟》,而古诗词鉴赏作家安意如推出的清代诗人黄仲则的诗传,题为“聊将锦瑟记流年”。于是,在堪与纳兰容若比肩的这位被遗忘的传奇诗人的诗句里,两位似乎八竿子打不着的作家,有了不期而然的“相遇”。

        或许不只是巧合,格非的小说脱胎于唐代诗人李商隐的《锦瑟》,而有了李商隐的“锦瑟无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华年”,才有了黄仲则《感旧》里的这句诗,才有了安意如的诗意描绘。一如安意如新书的内封上,以李商隐诗句“留得残荷听雨声”勾画出来的《荷塘图》,亦象征了黄仲则人生华美之后出淤泥而不染的枯败与荒芜。其间的隐秘关联或许是,黄仲则在并非诗歌的年代里,写下了美好的诗作,虽然他终究没能如李白、杜甫,乃至纳兰容若那样为后世敬仰。同样格非、安意如,在并非文学的黄金时代里,依然书写着自己的“文学”。

        在安意如的理解里,黄仲则的价值在于他的悲苦,是大多数人的悲苦,是说不出口的悲苦,是那种时代循环里所谓“庸常”的悲苦,他甘于庸常就罢了,偏偏他不甘于,他有才华,他要挣扎。“就像我们这个时代一样,寒士想要力争上游,但时代的瓶颈越缩越紧,如果你不是有过人的运气,你很难得到自己想要得到的位置或是高度。”正因为此,安意如以为,黄仲则更有在当下被书写的必要。“他诗中的慷慨悲歌,不仅是当时落寞才子感同身受,现在像我们一样被生活、被社会被很多东西压抑的人也会感同身受。”

        虽然黄仲则35岁就英年早逝,但他的诗才在他的时代里,也算得名重一时。他短暂的一生留下了两千多首诗,其中如“十有九人堪白眼,百无一用是书生”,“似此星辰非昨夜,为谁风露立中宵”等诗句,至今为人传诵。而从清乾隆年间直至民国,黄仲则诗作在文人、知识分子中间影响颇大,苏曼殊、郁达夫、瞿秋白、金岳霖、柔石、郭沫若等人,都对其推崇备至。但说到对大众读者的影响,黄仲则是典型的“诗红人不红”。在果麦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总裁瞿洪斌看来,某种意义上,是古典文学研究的套路,造成了这种悖谬的现象。“最近几十年,但凡是研究文学,总是先推测其时代背景、历史潮流,他的家庭、情感经历,然后才是他为什么在那样的年代里写出那样的作品。这样的研究,或许适合李白、杜甫。对于黄仲则这样一位与时代有着明显的错位,没有复杂的人生经历,靠心灵写作的诗人,却是完全错误的研究思路。而黄仲则就这样被文学研究者低估了。”

        当然,作为清华大学教授的格非,其境况非唯有入仕一途方能自证价值的时代里的黄仲则可比,但在评论家陈晓明看来,虽说格非的实力绝不在同为“先锋派三驾马车”的余华、苏童之下,但他的重要影响却是被低估了。“格非是唯一生活于先锋派的童话世界里的作家,他的写作超越了现实。”陈晓明表示,格非的小说还保持着探究历史的愿望,他把破败的历史时刻写得异常鲜明。“他始终坚持按自己的意愿和风格写小说,这在今天尤为难能可贵。”

        事实上,在写小说的道路上,作为“专业学者”同时又是“业余作家”的格非有过自己的彷徨。上世纪90年代,格非曾有相当长一段时间暂停了自己的写作。“90年代末期时,我的精神状况遇到了一个非常大的危机,我在某种场合说过想暂停写作,因为一个作家当你拿起笔来写的时候,你必须要有非常充沛的感情,而不能硬写。那时对我来说,我找不到任何写作的想法。以至于很多人给我打电话问:‘你就这么完了吗?’”当然格非没有“完”,他于2004年推出了长篇小说《人面桃花》。“开始我就设想把它写成‘三部曲’,想用地方志的结构,后来我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把以前的构思全部扔掉。我写作的变化跟社会变革有关,我在调整自己跟社会的关系,在被打了‘一棍子’以后重新思考。”

        格非的“重新思考”,也包含了他对古典文学的致敬。事实上,正是重读《金瓶梅》,使得他最终决定另起炉灶写《人面桃花》。“我读过各个版本,唯独没读过引进版,之前偶然发现这本书,觉得《金瓶梅》真的是中国古典小说里面最好的一部。它的简单、有力让我极度震惊。之后,我觉得完全可以通过简单来写复杂,通过清晰描述混乱,通过写实达到寓言的高度。”

        然而作为一个体系的价值,我国古典文学传统,显然还没被国人普遍认识到。格非说,几年前,他曾受邀旅居在法国南部一个小村庄,专心写作《人面桃花》。那是一个非常偏僻的小村庄,但令他惊讶的是,那里的农民都非常尊崇自己国家的文化,绝大多数农民对福楼拜、普鲁斯特等本土小说家的经典文学作品格外熟稔,津津乐道。格非坦言自己特别羡慕这种发自内心的文化自信。“‘五四’时主张向西方文化看齐,影响至今,‘西方中心论’的思想仍在许多小说家的头脑中作祟,他们需要走出西方文化的视野,进入真正‘中国化’的写作。”

        安意如想必于此心有戚戚。在3月22日上海松江新城钟书阁举行的新书发布会上,她坦言自己欣赏好的现代诗作者,也喜欢读北岛、顾城、海子的诗,但她不会像读古诗词一样,去赏析这些诗歌。在她看来,现代诗无非是散文的一种写法,并不适合她去赏析。“现代诗学习西方诗歌的东西,但忽略了中西文化背景的截然不同,而且西方诗歌与我们诗歌,有着很不相同的韵律。”

        相比生前孤寂,身后落寞的黄仲则,安意如笔下的黄仲则,在强烈的宣传攻势下,可能会有明朗的市场前景。这在某种意义上喻示着,黄仲则在并非诗歌的年代里写下的诗歌,自有其流传后世的恒久价值。同样,在并非文学的黄金时代里,对文学写作的坚持,依然有其特殊的意义。作为从文学的黄金时代里走过来的先锋作家,格非强调,文学黄金时代的逝去,并非代表文学的衰败,而是告别了单纯社会功能的层面,回到了它本身。“文学曾经被强行拉到服务于政治、社会的层面,它的功能被放大。黄金时代文学的唯一功能被认为是推动社会,但是现在社会通过法律、传媒等科学化方式就可以推进,不需要靠文学推动。”


        以格非的理解,这意味着,眼下回到了一个文学相对正常的时代,有不同的人在从事不同文体的写作,而文学对一些人来说不怎么重要,但对某些人来说或许很重要。相应地,文学的使命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文学不能帮你什么忙,但它能帮你找到跟生活之间的真实关系。现在几乎所有电视、报纸上的信息,都在讨好你、迎合你,让你进入这个时代的文化消费中。但文学要触碰你的经验,它通过触碰你、冒犯你,来让你来思考你所面对的真实境遇。”

        某种意义上,黄仲则的诗歌,正是对他所处的时代,及那个时代里的庸常自我的冒犯。作为诗歌奇才,他无缘生于唐宋,虽有才华,思想心境却与时代格格不入。而文学的真谛或许就在于如格非所说的,它天然带有冒犯的力量。“托尔斯泰当年说,存在着两种生活,一种称之为安全的生活,另一种是真实的生活。后者充满危险,需要付出代价。而文学会给你提供一个强大的支撑,让你在选择生活道路的时候,觉得你和世界上最优秀的人站在一起,去获得真实生活的勇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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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武晓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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