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迟子建:以小人物的世俗 折射大世界的文明进程

发表时间:2014-03-07 16:04 内容来源:腾讯文化 作者:

        [摘要]“我从1983年开始写作,其间经历了新时期文学种种的潮流。我不是任何一个“主义”下的人,也不是任何潮流中的人,这种不入流,恰恰给了我自由,给了我广阔的生长空间。”

迟子建资料图(图片来自网络)

        如果不写作,迟子建会做什么呢?可能是田里忙碌而快乐的农妇,怜惜田间地头的禾苗如同爱抚纯真的婴儿,日出而作,日落而归;可能是厨房里贤惠聪敏的主妇,灶台间变幻出万千艺术品般的美食,她用充满爱意的目光注视亲人享用时的熨帖,幸福而满足。

        她选择了写作。写作使她的世界五彩斑斓,博大丰富,更因为有众多喜爱她的读者,处处充满友爱和善意的理解。

        30年的创作时间,迟子建经历了新时期文学种种潮流。但她又具有“不入流”的勇气,这种坚持恰恰给了她自由,给了她广阔的生长空间。也许这坚持在今天的时代因固守而显得孤独,却明明白白地昭示一种光明和值得期待的未来。

        舒晋瑜:在《赐笔的“上帝”》中,您将与笔结缘归结为幼时的“抓周”。

        迟子建:在堆满鸡蛋、钞票、算盘、胭脂和笔的桌子上,鸡蛋可以滚动,算盘珠子可以发出噼啪的脆响,而胭脂带来了一股香味,我却独独抓了笔,细长的、冰冷的、不发声的、无彩色图案的笔。

舒晋瑜:最早留在记忆里的家乡,是什么样子?

        迟子建:低矮的板夹泥小屋,房前屋后的菜园(那是我童年的乐园),无边无际的森林,苍茫的大雪,偎着火炉听童话故事,暑假时到园田干农活,寒假时去山里拉烧柴。这些,构成了我的童年生活。

        舒晋瑜:现在您也经常回去?大概一年中有多长时间在家乡待着?每次回到这片熟悉的土地,是怎样的感觉?能不能描述一下那里的环境和生活条件?

        迟子建:我每年总要在故乡待上三四个月。现在那里虽然少见大树,但次生林很茂盛,所以那里仍是空气最好的地方。故乡已不是我童年的故乡了,像北极村,它不再有过去的宁静了,一年四季游人不绝。

        外婆在北极村去世之后,我很少去那里了。我在大兴安岭中部的一个县城居住,与母亲在一起。我住的不是你们想象的那种我童年住过的独栋的木刻楞房子,而是普通的居民楼,有自来水和暖气设施,所以生活很便利。房子位于城边,就在山脚下,所以我的书房对着山峦河流,风景不错。夏天时打开窗子,满室都是植物的清香。

        舒晋瑜:在那里,您过着怎样的生活?在他们眼里,您是怎样的人?他们看您的作品吗?《北极村童话》中我们熟悉的人物,现如今都怎样?
                                                                                                                                 
        迟子建:我和亲人们在一起。我们家人个个爱好美食,所以傍晚一家人聚在一起,常做了一桌子菜,喝酒聊天。因为守着大山,多吃绿色食物,比如春天吃开江鱼,野菜,夏天吃自家园田种植的蔬菜,山上的蓝莓、红豆等野果,秋天吃蘑菇。家人中,我最忠实的读者是我母亲。她看过我的作品,总给我提意见。

        《北极村童话》里我描写的人物,很多已故去了。我前年料理外婆的丧事,见到了我描写的春生,他头发花白,牙齿掉了,邋遢疲惫,脸上的皱纹里刻满了生活的艰辛。近年来,家乡的小书店进了不少我的书。比如2012年出版的《白雪乌鸦》,我春节回去过年时,就在一家书店看到了。我不知道他们怎样看我,只知道我在家人眼中,不过还是那个童年倔强、调皮的“迎灯”(这是我的乳名)。

        舒晋瑜:您的多数作品,都关乎脚下的黑土地。家乡对您的人生有何影响?

        迟子建:没有我童年的经历,是不可能有我的写作的。一个作家的童年经验,可以受用一生。这经验像一颗永不泯灭的星星一样,能照亮你未来的写作生活。

        舒晋瑜:多年来,家乡发生了怎样的变化?您如何看待这种变化?

        迟子建:中国的发展变化,不可能不影响到我家乡的变化。它虽然外表依然是安宁的,但内里却是喧嚣的。最遗憾和让人痛心的是,现在的人对土地的感情,由于种种原因,不如以前深厚了。

        迟子建敏锐的目光关注着小人物的世俗生活和悲欢离合,如水滴折射阳光,透视的是她对于生存状况的忧虑、对于人性的悲悯情怀以及人类文明进程的反思。

        舒晋瑜:您写的每一部长篇都是大题材,《伪满洲国》《额尔古纳河右岸》《白雪乌鸦》,是否在确定长篇写作时,题材是首要考虑的?可是您又如此擅长写小人物。大题材和小人物之间,您是如何驾驭的?

        迟子建:这是个很好的问题。的确,我所写的几部长篇,在别人眼里是“大题材”,《伪满洲国》写了14年历史,《额尔古纳河右岸》写了鄂温克这支部落近百年的历史变迁,而《白雪乌鸦》写的是发生在清王朝末年的哈尔滨鼠疫。不过在我眼里,题材没有大小,也没有轻重,关键要看作家对这样的“题材”是否产生了感情。喜欢上一个题材,如同喜欢上一个人,你才愿意与之“结合”,才会有创作的冲动。否则,再大的题材,与你的心灵产生不了共鸣,融入不了感情,你就驾驭不了这个题材。好在这三部长篇的题材,都是让我动心的。我与《伪满洲国》是马拉松式的“恋爱”,资料准备了七八年,写了两年,直至它出版,我与它“相恋”了10年。《额尔古纳河右岸》也是这样,对这个题材的爱,早就埋在心头,我一天天培养它,准备了大量资料并做了实地调查,这颗爱的种子在发芽后终于成长起来,我用两个多月的时间就完成了它。而与《白雪乌鸦》是闪电式的爱,很快就掉入了这种写作情境,开始了一次鼠疫之旅。如你所说,我的这些长篇,不管题材多么大,写的都是小人物。即便《伪满洲国》里写到溥仪这样的大人物,我都是用描写小人物的笔法。因为我坚信大人物都有小人物的情怀。而情怀才是一个人本真的东西。

        舒晋瑜:关于“满洲国”的题材大家并不陌生,您在构思时是如何考虑的?能谈谈《伪满洲国》的创作原因吗?

        迟子建:我在鲁迅文学院学习的时候就有这个想法了,那时对东北这段特殊的历史所知甚少,想写也无从下手。1991年年底我去日本参加文化交流,在东京召开一个欢迎会,一位白发苍苍的日本老人走过来突然张口问我:“你从满洲国来吗?”我听了很震惊,感到刺耳,仿佛受了污辱。那段不堪回首的历史已经结束,为什么在日本、在中国的老人中烙印这么深?我觉得伪满14年的历史值得我去想一想,看一看。

        这本书的落足点不是史实,而是特定的时代,充满乡土气息、民俗文化,报告文学而人的情感经历在里面占据了主导地位。我断断续续地查资料,想法成熟了才开始闭门写作,全力以赴地写。计划写40多万字,实际上写了60多万字。写完后自己都觉得吃惊,怎么会写这么长?但我觉得写得还是比较精练,因为它涉及的社会生活层面较广。我做了许多资料准备,在酝酿成熟后才动笔。《伪满洲国》是我比较满意的一部作品,写的过程也比较顺利。写作这部作品时,我沉浸在“满洲国”的氛围里,傍晚走在街头,感觉调子都是灰的。

        舒晋瑜:我很欣赏您的创作状态,不疾不缓,每一篇拿出来都是留得住、值得放在书架上仔细回味的作品。

        迟子建:我从1983年开始写作,其间经历了新时期文学种种的潮流。我不是任何一个“主义”下的人,也不是任何潮流中的人,这种不入流,恰恰给了我自由,给了我广阔的生长空间。我觉得写作不能急,要慢慢来,持之以恒,而坚持是需要勇气的。写《伪满洲国》,给我最大的启发就是,作家要不断面对有难度的写作。我每写一篇东西,发表出来后,至少要读一遍,给自己挑挑毛病。常批评自己,就会有所进步。我觉得作家最大的敌人就是他自己。我对自己的作品总有种种不满意的地方,从这点来说,我可能还会有所发展。

        也许是因为神话的滋养,迟子建记忆中的山川河流以及笔下的人物,无一不沾染了神话的色彩。

        舒晋瑜:您曾在作品中不惜笔墨地描绘萨满治病招魂的全部细节,从萨满治病的禁忌(不许点灯)、萨满跳神的服饰(彩色神衣)、法具(神鼓)、萨满神歌以及神奇效果(除岁奇迹般地好了)等方面细致再现了整个治病招魂的过程,让我们看到萨满跳神所具有的科学无法解释的神秘力量。

        迟子建:大自然确实有股神秘力量。我在做《额尔古纳河右岸》资料时,知道有的萨满在跳神时,能把大地踏出一个坑来。超自然的力量,是我们所不知的。而我小时生病,家长也用“烧邮票”的方式给我叫过魂。我去北京天文馆参观,看着陨石展厅中一颗微小的来自月球的岩石,我总想夜晚时它会不会发光,它会不会是嫦娥舞蹈时,衣裳落下的一颗纽扣呢?科学可以探明宇宙的奥秘,但对于一些超自然的力量,科学也无法解释。其实世界有谜团是好事,我们对世界还有敬畏之心。

        舒晋瑜:文学写作本身也是一种具有宗教情怀的精神活动,而宗教的最终目的也就是达到真正的悲天悯人。在写作中,是否也贯穿着这样一种精神诉求?

        迟子建:悲天悯人的前提,是这个作家对世界没有绝望,哪怕生活落入不幸之境,他们依然能用湿漉漉的眼睛打量尘世的风景。这个世界神灵与鬼魅共存,一个富有宗教情怀的人,会把“根”扎得很深,不会被鬼魅劫走。

        舒晋瑜:智障人物也是您作品中的“常客”,在这些被世俗社会视为异类的人物身上,您发掘出他们纯净的思想、奇异的智慧:《额尔古纳河右岸》中的安草儿是个愚痴的孩子;《第三地晚餐》中陈青的哥哥陈墨是个遭人嘲笑的智力欠缺的人,但他却有着自己的生活理念……这样的人物,在很多经典作品中都会出现。

        迟子建:我的短篇《采浆果的人》,也写了智障的人,这与我童年的生活经历有关吧。我们小镇不大,但有好几个智障的人,他们在我眼里不是“傻瓜”,而是有光彩的人。他们不循规蹈矩,说出的话永远满怀天真,他们在一种“天籁”状态下生活——虽说那是病态的。我总想,我们觉得他们可笑,可他们也许觉得我们可笑。

        舒晋瑜:关注底层一向是您写作最大的特色,您觉得底层人物在您的笔下,30年来是否也有变化?

        迟子建:如果说最大的变化,那就是我笔下的底层人物,近些年悄悄“进城”了。因为我在写哈尔滨的系列作品中,包括长篇《白雪乌鸦》,中篇《起舞》《黄鸡白酒》《晚安玫瑰》,底层人物都活动在我所熟悉的哈尔滨。

        舒晋瑜:您的小说多数是温情的,但是您对于死亡的关注也贯穿始终。为什么会经常在小说中设置人物突然又离奇的死亡情节?

        迟子建:如果你想到这世界上所有的人,终究会化为尘土,所有生者的名字都会上墓志铭,你就能理解为什么我的作品里会写到死亡。死亡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谁都不能回避。
                                                                                                             (实习编辑:武倩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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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陈慧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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