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飘逝的蓝色文明

发表时间:2012-03-13 10:13 内容来源:未知 作者:兰宁远

          在人们通常的印象中,蒙古人崇尚哈达,哈达作为蒙古人献给游客的祝福,是可以随便接受的。因此,到过草原的人们总是把哈达与纯洁和热情联系起来,也总会在席间心安理得地接过来挂在脖子上。渐渐地,哈达变成了一种游戏的载体和餐饮的点缀。
         去过草原多次,自然也接受过许多哈达,可每次我将哈达捧在手里,看着那飘荡着的蓝色,总觉得,在蒙古人的世界中,哈达本不是这个概念,而应当有着更为丰富和深厚的内涵。当我走进了草原的历史和宗教世界中,证实了我的判断是正确的。

                                   一

         公元13世纪,雄居在漠北草原的蒙古部落拉开始了征战南北的序幕。1252年是藏历的水鼠年,部落的王子薛禅汗(忽必烈)率兵南征,在征服了大理 (今云南省境内)后凯旋返回。到达凉州(今甘肃省境内)时,忽必烈站在山巅向西望去,茫茫的雪域高原使他热血沸腾,心胸开阔。他想站在比贺兰山更高的雪山之上大声呐喊、挥斥方遒。于是,一个从未有过的宏伟计划在他心底形成了,他要征服这个神秘的地方。他甚至觉得,只有使这片高原上的人们臣服,才能实现蒙古人真正意义上的霸业。
        但在当时,西藏毕竟是个独立的王国。蒙古大军中,谁都没有去过那里,没有人了解那里的气候,也没有人熟悉那里的地形,贸然进攻势必会损兵折将,再说,在那片雪域高原上,生活着一个和蒙古人一样血性的民族,他们有着一支同样强悍的军队。
        忽必烈清楚地意识到,征服西藏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而且常年征战,军马劳累,人心思和,他暂时放弃了挥军南下的打算。于是,忽必烈在布好了三军阵营后,便在凉州摆下了“鸿门宴”,派人邀请西藏的封建领主前来赴宴谈判。
        虽然蒙古大军挥兵西藏的时间不长,但在高原上留下的影响是深刻的。当时,这支铁骑灭西夏、金,征服中亚,甚至攻到欧洲,即使风气再闭塞,西藏各地的封建领主也应有所耳闻。因此,当忽必烈的信使来到西藏时,他们的选择只有归顺。此时的西藏首领萨迦第四代世祖萨班已是63岁高龄,要走上从西藏到凉州这样一条艰巨而漫长的道路,在当时的交通条件下,绝非易事。但不去又是不行的,时间还不得拖延。因此,萨班只好带上他的两个侄子八思巴和恰那多吉,有人骑马,有人赶着骡子,有人牵着骆驼,在炎炎烈日下,在风雪寒冬里,跋山涉水,穿过大草原,走过茫茫戈壁,默默地向凉州进发。
        这次出使是最为艰难的一次跋涉,祖萨班不堪劳累,加上忧心忡忡,在中途病故了。临终前,他看到17岁的八思巴已经能够担任教法的重任,就把法螺和钵盂传授给他,并立下遗嘱,由八思巴来替他完成这一使命。
        八思巴,在藏语中意为“圣者”,他出身于萨迦派昆氏家族,本名罗追坚赞。八思巴从小聪慧睿智,在萨迦班的精心培养下,精通佛教知识,胸怀广大。当时他已出家皈依佛门,正在佛教的高等学校中学习,深深懂得和平对一方生灵的重要。当他在萨迦班灵前接过继续北上的神圣使命时,就已经作出了一个不可动摇的决定。
        在西藏扎什伦布寺有一幅巨大的壁画,表现的是八思巴与忽必烈历史性会见的场景。八思巴与忽必烈盘腿并坐于帐幕之中,品尝着侍者奉上的酥油茶。四周有牧马和骆驼,远处可见牧民放牧归来,背景点缀以山石树木。这幅作品主题鲜明,色彩大青大绿,淡雅而又开阔,是反映中国民族关系史的艺术珍品。然而,遗憾的是,壁画的作者却漏掉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细节。
        八思巴当时的政治身份是西藏政府的谈判代表,但他个人却是一个虔诚的喇嘛,所以他在如此重要的会见时,是决不会忘记藏传佛教的重要礼仪的。据蒙古有关文献记载,八思巴觐见忽必烈的时候,用藏民族的最高礼节,捧着一条洁白的哈达,弯腰毕恭毕敬地献给了忽必烈。
        在藏传佛教中,只有在谒见高僧或师父,弟子才会尊敬地呈上一条哈达以示敬意的。献哈达自然也成为了西藏最尊贵的礼仪。当忽必烈接过这条象征着友好的哈达时,也就接受了八思巴的诚意,彻底放弃了进军西藏的打算。一条哈达化解了一场兵刃相见的干戈,使西藏在中原大地隆隆的炮声中兵不血刃地归顺了中央政府,从此,西藏正式纳入了元朝的版图。忽必烈也成为了有史以来第一个接受哈达的蒙古人。
       这次觐见时,忽必烈向八思巴询问了许多别人难以解答的问题,他都能对答如流。八思巴谈到了西藏与内地的交往,他由吐蕃和唐朝之间亲密和好的历史表达了希望与蒙古政权长期和平相处的意愿,这让忽必烈更感欣慰。于是,当1260年,忽必烈即位后,在内蒙古锡林郭勒大草原正式建立了元朝后,亲自下诏封八思巴为“国士”,并赐给羊脂玉印。
        八思巴在草原上创立了一种全新的文字——八思巴文。这种在政界和军界专用的文字虽然未能在群众中广泛使用,但一条哈达定乾坤的故事却在草原上下传播开来。八思巴毕竟是个喇嘛,传经布道是他的本职。尽管当时蒙古人主要信仰萨满教,但他还是凭着自己特殊的身份,开始了对藏传佛教的传播,而曾经只在藏区使用的哈达也开始在蒙古高原悄悄流传。

                                      二

        历史总是在毫无理由的更替中向前推进的。忽必烈创造的那个被马可•波罗盛赞的“金色王朝”只存在了短短80多年后就灰飞烟灭了。公元1368年,朱元璋的军队攻占了元朝的首都大都城,元朝朝廷被赶回了内蒙古草原,蒙藏联系从此基本中断。
        后来,蒙古土默特部的首领达延汗重新统一了各占一方的蒙古诸部,恢复了短暂的、没有内部战乱的年代。曾经创立了呼和浩特城的俺答汗就是达延汗的嫡孙,他自称“阿勒坦汗”,统领蒙古右翼三万户,使土默特部落逐渐成为了当时蒙古诸部的政治中心。
        土默特部逐渐壮大,当其势发展到青海地区时,阿勒坦汗接触到了藏传佛教。那时西藏实行的是政教合一的统治,大权掌握在宗教领袖们手里。阿勒坦汗大受启发,他为了提高自己的政治地位,也将宗教作为治国理政的法宝。
         萨满教曾是北方游牧民族共同信奉的原始宗教,它认为,天下的一切事物都有生灵,是一种崇拜自然、崇尚上天的宗教。蒙古人世世代代依靠大自然的恩泽生活,应当说,这种宗教非常符合游牧民族的特点。
       但阿勒坦汗之所以皈依佛门,信奉藏传佛教,是因为相比萨满教而言,佛教有具体的神的形象,人们可以对着佛像顶礼膜拜,而阿勒坦汗正是要通过“君权神授”思想的灌输,来确立自己神之代言人的绝对权威。于是,他开始谋求与西藏宗教领袖建立密切联系,多次邀请西藏高僧到蒙古高原传教布道。
       还是在1578年(明万历6年)的时候,藏传佛教格鲁派首领索南嘉措与阿勒坦汗相会在了青海湖边。当时的格鲁派在西藏的宗教中,还不占优势,它与“葛玛派”之间的矛盾很大,而且葛玛派对格鲁派的压制很厉害。这种情况下,索南嘉措为了挽救格鲁派,另辟蹊径,也期待能和蒙古政权接触。这恰恰遂了阿勒坦汗的心愿,于是,他欣然接过了索南嘉措献上的白色哈达。
       阿勒坦汗自认为自己是忽必烈转世,而索南嘉措则是八思巴的化身。相见那天,阿勒坦汗赠送给索南嘉措一个称号——“圣识一切瓦齐尔达喇达赖喇嘛”。 “达赖”,蒙古语意为“大海”,“喇嘛”是藏语“上师”的意思,二者合成的含义为“大海上师”。“瓦齐尔达喇”在藏语中是“执金刚”的意思,是对佛教密宗方面有最高成就的人物的尊称。从此,索南嘉措遂以“达赖喇嘛”自称。他自认是三世,而追认格鲁派前两辈领袖根敦珠巴和根敦嘉措分别为一世和二世达赖喇嘛。自此也建立起了达赖喇嘛活佛的转世系统。
        早在藏传佛教第一次传入蒙古地区时,忽必烈等元朝的皇帝们都披上了“转轮王”的外衣。于是,那天索南嘉措也回赠给了阿勒坦汗一个称号——“法王梵天”。
        为了进一步强化黄教的力量,阿勒坦汗放弃了祖先成吉思汗信奉的“长生天”,废除了萨满教,在蒙古高原引进藏传佛教中的格鲁派,并作为治国的第一宗教。
         蒙藏关系在这样一种新的历史条件下重新建立起来了。格鲁派找到了强有力的施主,开始大量进入蒙古地区,以宗教的权威去帮助阿勒坦汗完成了成吉思汗后裔王室的复兴,但也让蒙古人如同服用麻醉剂般地忘记了世界征服者的光荣。谁也没想到这种精神的征服力有多么强大。黄教借青海湖散发出的魔力,唤魂收魄一般地收走了蒙古人的尚武精神。虽然他们中的许多人只信仰了宗教中的迷信与教权主义,并没有使近代蒙古人完全堕落,然而,蒙古人的野性却在日复一日的祈祷诵经声中消失了,蒙古民族渐渐成为了一个好空想和幻术的民族。
        统治者毫不费力地羁住了这些一心皈依宗教的战士,结束了高原上信仰黄教的各民族间,特别是蒙古族各部落间的血腥屠杀、疯狂掠夺。金光笼罩的“六字真言”收走了蒙古人灵魂中的野性和生命中的狂热,而还给草原的是一天又一天的和平与安宁。

                                  三

        公元1579年,阿勒坦汗为格鲁派在现在的呼和浩特市区中心建立了一座金碧辉煌的大召寺,还专程从尼泊尔请来工匠,用三千斤纯银铸造了世界上最大的释迦牟尼银像。大召建成后,三世达赖喇嘛亲自从西藏来给大召开光,蒙古各地的信徒们也纷纷赶来朝拜,其势可谓震撼漠南蒙古。
        三世达赖喇嘛来到草原举行开光法会那天,艳阳高照,蔚蓝的天空中飘着朵朵祥云,处处透着吉祥和如意。蒙古各部落的王公贵族为表示忠心,向佛献上了成批的金银财宝和绸缎牛羊。达赖喇嘛坐在高高的讲经台上,看到这幅场景,欣慰地笑了。
        忽然,达赖喇嘛注意到人群中有位衣衫褴褛的蒙古族妇女,不住地向他张望着。朝觐的人群走了一批又一批,可她却迟迟没有前来参拜,等法会即将结束时,才恭恭敬敬地跪在了达赖面前。她按照佛教的规矩行过大礼后,告诉达赖,她原来信仰萨满教,但听了达赖的讲经后,被深深地震撼了,发自内心地感到了佛教的伟大,决定从此皈依佛门。说到这儿,她面露难色,不好意思地说,看到别人献上那么多的昂贵物,她也想向佛表示自己的一份忠心,可她身居草原深处,极为贫穷,除了身上的衣服之外,真是一无所有。但她还是用手颤巍巍地在身上摸来摸去,终于,她像想起什么似的,果断地将扎在头上的一条蓝色的头巾摘了下来,双手捧着,恭恭敬敬地献给了佛。这时,一阵风吹过,妇女的头发连同手里的头巾一起飘扬在了草原的上空……
        这是一份不同寻常的礼物。
       在蒙古人的概念中,头在生命中是最为昂贵的,而包裹着头部的头巾是尊严和人格的象征。把头巾献给了佛,也就等于把生命献给了佛,这是一种彻头彻尾的忠诚。
        当晚,大召寺的喇嘛们边清点贡品、钱财,边兴奋地谈论着白天的盛况。达赖问他们,你们觉得今天来的人中谁最虔诚?有人说,是献上金银财宝的王公;也有人说,是献给牛羊布匹的贵族……但达赖喇嘛却摇了摇头说,你们说的都不对。在我看来,最虔诚的应该是那位蒙古妇女,她的所作所为是一个佛教徒最虔诚的举动。喇嘛们不约而同地将目光对准了那条长长的蓝色头巾,他们恍然大悟了,这哪里是一条普通的头巾,它分明就是一条象征着草原牧人无比虔诚和崇敬的哈达啊!
         蓝色,是天的颜色,这与蒙古民族的文化不谋而合。
        自远古时期开始,蒙古民族就开始崇拜大自然,信奉长生天,认为苍穹的颜色浩瀚无边、纯洁美丽,以其威猛的神力呵护着草原上的万物生灵。为此,蒙古民族无比敬慕苍天的颜色,他们自豪地把自己称之为“蓝色民族”。
        同样,藏族人民无比崇尚雪山的纯洁,在西藏,哈达是白色的。而自从那位蒙古妇女向佛献上了那条蓝色头巾后,使得哈达传入内蒙古时,与当地的蓝色文明相融合,变成蓝色的了。如今,蒙古民族的蓝色哈达不仅象征着纯洁神圣、清新永恒的苍穹本色及力量,还意味着淳朴善良、美好吉祥等丰富多彩的情感寓意。
       说了这么多,其实只想说明一个道理,哈达的使命不是那么简单的。
       在曾经的岁月中,将哈达挂在客人脖子上,是象征大慈大悲的佛主在保佑着信徒。因此,蒙古民族向尊贵客人敬献哈达的礼仪,起源于悠久的宗教文化,起源于蓝色的草原文明,是体现蒙古民族深情典雅、庄重高贵、憧憬美好的庄重礼仪,只有在拜佛、祭祀、婚丧、拜年以及对长辈、贵宾表示尊重时才会使用。哈达通常以丝绸为料、长度为五尺左右,绣有“云林”、“八宝”等民间花纹图案。
        令人遗憾的是,几百年后的今天,肩负着厚重使命的哈达竟变成了世俗的道具。蒙古人捧着哈达,用银碗献酒的情景,是不懂蒙古文化的文人和雕刻家凭空杜撰出来的,也是旅游部门为“开放搞活”而策划的花样。于是,我们到处可以看到身穿蒙古袍的歌手捧着劣质的哈达献歌敬酒,不分尊长、不分老幼、不分场合,哈达原本的尊严、历史和使命全部都在这被扭曲了的“民族特色”中丧失殆尽了。
       如今的草原上,熙熙攘攘着许多行旅匆匆的人,随意挥洒着一条条不同颜色的哈达。当歌声响起、美酒斟满时,他们心安理得地将哈达挂在了脖子上……每当我在故乡的蒙古包里见到这幅场景时,就似乎看到文明在被践踏,神圣在被玷污,心里也会生出一阵悲哀。我想大声地告诉他们,蒙古人的哈达是献给至尊的活佛和长者的,是最珍贵的礼物。平时都珍藏在箱子里,别说摸,连看一下都很难得。他们怎么会捧着这样尊贵的物品到处劝你们这样一些不相干的人喝酒呢?
        但最终我还是没有说出口,因为,故乡的蓝色文明还告诉我,对待客人要含蓄、热情。不过,我从此却不敢再轻易地接受任何一条哈达了。
        当漫天漫地的酒瓶喝空、歌声散尽时,唯有我,孤独地伫立在蓝色的天地之间。
        我热爱草原,热爱家乡的蓝色文明,但我的家里却没有一条哈达……

作者介绍:

       兰宁远,剧作家、散文家。1998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现为解放军总装备部文艺创作室创作员,《神剑》杂志社编辑,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戏剧家协会会员,中国戏剧文学学会理事,中国散文学会会员。1990年开始发表作品。2007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著有散文集《守望天堂》、《霓虹烈焰》,影视评论集《花儿为什么这样红》,报告文学《飞天梦》、《惊天动地战汶川》、《万众一心建家园》(合作),话剧剧本《莫道桑榆晚》、《顶天立地》、《古都春晖》等。作品被收入《大学往事》、《我从草原来》、《中国青年佳作选》、《中国最佳传记文学选》、《汶川一日》等文学作品集。曾获冰心散文奖、解放军文艺奖、中国戏剧文学奖、战士文艺奖、全军抗震救灾题材优秀文艺作品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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